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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町国史》

2014-08-10 10:46 | 文山壮族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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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町国史》,是云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壮学研究会副会长、资深壮学研究专家、文山学院客座教授何正廷先生的新著。何先生于1959—1964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学习时,便开始了对句町历史文化的研究。这本书是他多年研究心血的结晶,被民族出版社(北京)列入“中华文明圣地探源丛书”,于今年5月出版。此书为16开本,共43万字。
     由于句町古国的发祥地及都城都在广南,为方便国内外宾朋及有关的专家学者了解尘封千余年的句町历史,中共广南县委和广南县人民政府对此书的出版十分关心和重视,并将它定为“中国·广南句町文化旅游节”及“句町文化旅游经济研讨会”赠送嘉宾的礼品。
此书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成功地将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系统介绍句町古国历史文化的专著。其基本内容包括:古籍文献有关句町国的记载及已经公开了的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成果;对句町国疆域、都城及其主体民族的研究;对句町国经济、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及其军事力量的研究;对句町国宗教、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研究;还有句町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关系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关于句町立国的起止时间
     我国史书有关句町古国的记载,是从西汉才开始的:《汉书·地理志》和《王莽列传》中写作“句町”,《昭帝纪》和《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则写作“鉤町”,而在明.诸葛元声的《滇史》、清.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南历年传》、王崧的《道光云南志钞》等书中,又写作“(田句)町”。后两者的“句”字,一个有金字旁,一个有田字旁,何先生以为,这是分别从句町古国当时有较高的冶金技术水平以及较高的稻作农业生产能力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事的。
     从广南及其周边地区集中出土沙果铜鼓、大各大铜鼓等万家坝型的铜鼓及阿章铜鼓、开化铜鼓等石寨山型的铜鼓的特殊情况看,句町人早在公元前8—6世纪(春秋早期或中期),就已经从石器时代步入铜器时代,其社会也由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向初始的国家过渡,至公元前5—4世纪(战国中晚期),句町通过频繁的战争逐步统一成为西南夷“靡莫之属”中赫然独立的“什数”方国之一;而从广南坝子及其周围有那浮、那糯、那们、那掌、那伦、那洒、那榔等数百个以“那”命名的村寨来看,句町古国的确是以稻作农业为其经济基础的,因为当地壮族就把稻田称之为“那”。覃乃昌先生说:“由‘那’构成的地域性的地名文化景观,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族文化史尤其是稻作农业史的本来面目,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鲜明印记”。句町故地“那”地名高度集中的情况表明,句町人也是稻作文明的创造者之一。
     自1969年和1972年先后在广西西林普驮发现铜棺墓和铜鼓墓及出土许多珍贵文物以后,又于1987年在云南广南县城东北小尖山的汉代墓葬中发现有铜柄铁剑和弩机,于2007年在广南牡宜发现规模庞大、规格很高的木椁汉墓,出土了竹简、木雕车马模型、五铢钱、黄釉陶、朱书有“王”的漆木耳杯等珍贵文物,2011年云南省和文山州的考古专家们又在牡宜古墓群开展发掘工作,并出土了铜鼓、铁剑、鎏金装饰的葬具和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皿等,这些墓均显示其主人的王者身份。上述大量文物的出土,印证了古句町王国存在的真实性。
      何先生与许多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是择其最大者而言之,句町国当在“什数”之中。《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牂牁郡,下辖十七个县,其中即有句町县,而应劭注说句町县是从“故句町国”而来。《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汉时受封至今。”这就说明,在汉武帝元鼎六年设句町县以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句町方国,句町县是在句町方国的基础上设置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国以十数。……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文中所列先秦以前西南地区的方国,句町国列在第二位,排在滇和夜郎之间,说明句町国在先秦时期是雄居西南诸方国前列的,其社会历史文化也与滇国和夜郎国相近。句町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南朝梁时才不见于史,这说明句町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了数千年的时间。若从有文字记载的时间算起,句町方国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613年。
    综观句町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相互衔接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时期。这一阶段的历史已不可考,但从云南的西畴人、小河洞人遗址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有一万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来看,句町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前后延续达五、六千年以上。他们是句町人的祖先,所以,句町人应当是本地的土著居民。
      第二阶段为方国形成和发展时期。从广南沙果和者偏、文山平坝、砚山大各大、邱北草皮村等地出土六面万家坝型铜鼓,临近的蒙自鸣鹫也出土1面万家坝型铜鼓,桂西田东又出土三面万家坝型铜鼓等情况看,春秋至战国中期的句町部族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并与进桑、漏卧等部族结盟,逐渐向形成国家的方向发展,这一阶段应是句町方国的形成期。从广南小尖山、个旧石榴坝、蒙自鸣鹫、田东南哈坡和大岭坡、田东锅盖岭等古墓及大量石寨山型铜鼓出土的情况看,战国以后至西汉初期,应是句町方国的发展期。从古籍中我们了解到:当时西南夷中有许多不相统属的方国,他们在发展中相互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同时也伴随着军事上的冲突,因而相互间的战争、掠夺相当频繁。竞争的结果,使句町方国成为西南夷中的突出者。《华阳国志》在讲到这个阶段的句町时名列第二,说明句町方国在西南夷中已经有了较强的经济、军事实力。
      第三阶段为方国的鼎盛时期,相当于西汉中期至晚期。此时西汉朝廷实行郡国并存制度,让句町国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并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精美的广南阿章铜鼓和文山开化铜鼓、神奇的广西西林铜棺墓和铜鼓墓、规模宏大的广南牡宜木椁汉墓群,均是该文化发展鼎盛时期的见证。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期,即:一、毋波时代,从武帝元鼎6年至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111年—前81年),毋波附汉及其助汉平叛而升格为王,使该王国得以迅猛发展;二、禹王时代,从“成帝和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句町王禹和漏卧侯俞举兵相攻,兴不从命被诛”之后,句町王国成了西南地区最强大的方国;三、承王时代,从王莽篡夺汉位,诱杀句町王邯,邯弟承率“三边蛮夷”与新莽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开始,直至新莽政权垮台。在这阶段中,句町王国总体来说同中央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第四阶段为句町国逐步衰亡的时期。这一阶段,大致自东汉至南朝梁代罢废句町县及撤销句町王封号时止。由于句町王国与新莽政权进行了长达十余年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大伤了元气,东汉以后虽然恢复了句町王的封号,其社会经济文化也有所发展,三国时诸葛亮又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句町王国能一直与兴古郡并立,但两晋以后的内地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已经无力顾及句町,至南北朝以后,当地夷汉民众的大部已经被爨氏大姓所控制,句町王室逐渐势衰力弱,最后被峒僚渠帅所取代。
      2、关于句町国的疆域与都城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句町国的疆域是句町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句町县条师古注引应劭曰:“句町县,故句町国”。同书又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今田东到武鸣一带)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郦道元《水经·温水注》亦云:“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以上两本史籍均说句町县是文象水、卢唯水的发源地。经考证,文象水、卢唯水即今之西洋江、驮娘江,二江均发源于广南县的九龙山,则句町古国的发祥地在今广南无疑。
      何先生以为:句町国在历史上有一个形成和发展壮大的过程,特别是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年—前81年),毋波助汉平定益州姑缯、叶榆反叛而升格为王,滇王不复存在;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与句町“举兵相攻”的夜郎王国又被消灭之后,句町王便牢牢地控制了牂牁、益州与交趾三郡结合部的“三边蛮夷”地区,在王莽篡汉并对句町进行征伐的十余年里,句町王也一直统帅着“三边蛮夷” 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东汉恢复其名号;三国时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分原益州郡和牂柯郡南部各一部分另设兴古郡,使句町国与兴古郡并立,从而收到了“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的”的良好效果。《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兴古郡,建兴三年置,屬县十一……多鸠僚濮。”又载“句町……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太平御览·永昌郡传》亦载:“兴古郡,……九县之民皆号鸠民”。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说:“兴古郡,此郡的成立当以句町集团为主。”他又说:“惟句町濮即后世之‘濮侬’、‘濮僮’、‘濮衣’之先民”; “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古为句町部族”。其实,广西西南部也有众多的侬人、沙人(布雅衣)和僚人(土人),越南则将侬人定为侬族,将僚人(土人)定为岱族,他们都聚居在毗邻中国的越南北部地区。以上滇东南、桂西和越北地区的这些侬人(侬族)、僚人(岱族)和沙人(布雅衣),都应该是句町原住民的后裔。因为当时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一般都是按照当地不同民族的居住区域划定的,古代句町部族的活动范围应该就是句町王国的区域,也即兴古郡管辖的范围。
      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句町文化遗物大致分布在:东至隆林、田林、凌云、百色、田东、那坡一线;北达丘北、开远、通海等地;南抵越南的河江、老街一带;西到金平、红河、元江地区,这一广阔地带东西宽约550公里,南北长约110公里。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句町“在宝宁(今广南)、百色、泗城(今凌云)、镇安(今德保)之间”,“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杨守敬《水经注疏》卷36载:“句町在开化(今文山)、镇安之间”;《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也言:“今云南之广南、富宁,广西之西隆(今隆林)、西林、凌云、百色诸县,即句町县地也”。江应樑先生在其《傣族史》中则说:句町辖区为“从北盘江以南到红河之间,也就是从今贵州的兴义一带经云南的师宗、弥勒至建水,东南下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兼及广西左右江上游一部分地方”。当代学者彭长林先生也说:“句町文化的分布区域,北面约在南盘江以北不远的地方,西北与滇池区域的滇文化接壤,东北与夜郎文化为邻,西面大致在元江一线,东面延伸到百色盆地一带,与西瓯和骆越文化交错,南面与东山文化相连,越南北部边界地区的老街省、河江省的部分地区也属句町文化的范围。”何先生以为,他们的说法都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句町王国统治的区域大致包括如今云南省文山州全部,红河州中东部,玉溪、曲靖和广西百色三个市以及越南北部的部分地区。
      关于句町王国的都城所在,过去有人说在通海,前几年又有人说在西林,但大多数专家学者依据确切的历史地理资料,认为句町王国的都城在广南。根据古书凡提到县名的地点都是其县治或其政治中心所在的惯例,1982年国家正式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我国众多专家学者就共同研究确定,把句町标在今广南县城的位置上;《辞海》亦说:“句町……古句町国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县。治所约在今云南广南县境内”;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资深的壮学研究专家张声震先生主编的《壮族通史》也讲:“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朝出兵攻下南越后,便挥军西北上,降服了夜郎各部落,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夜郎地区设置了牂牁郡,驻今贵州黄平县;句町部落之地则被设为句町县,驻今云南广南县”。
     《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水经·温水注》也说:“文象水,导源牂牁句町县。”尽管专家们对文象水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有说是西洋江的,也有说是驮娘江的。但此二江均发源于广南县者兔乡的九龙山,这是千万年来就已自然形成了的;《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句町县条师古注引应劭曰:“句町县,故句町国”;《续汉书·郡国志》又载:“牂牁郡十六城”,句町名列其中,说明当时的句町已经有城,是汉牂牁郡中的十六城之一。在西洋江和驮娘江一带地区,自古以来居住的都是越裔民族——壮族,在壮语中,被称为城的仅有广南城。壮语称广南城为“清道”或“清侬”,称西林普驮屯为曼普驮。“清”即城市,“曼”即村屯。何先生从多方面考证后认为,汉代句町县故址的确在今广南城,这里同时也是句町王国的都城,直至蜀汉、两晋时期一直未废。蜀汉时的兴古郡治虽然改设于宛温城,但宛温主要是兴古太守及郡兵的驻地,句町王仍然住在句町城。
      3、 关于中央王朝在句町地区设治的情况
      何先生认为:句町王国之所以得以长存于史,这与自汉代开始中央朝廷即在新设立的初郡(边郡)内实行“郡国并存”的制度密切相关。这一制度在西南地区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汉书·食货志》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史记·平准书》和《史记·索引》则指出:“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后汉书·百官志》又说:“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同时讲“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从上述史料看,中央朝廷是依据边疆、民族的特点而在西南夷地区设置边郡的,边郡及其属县虽然都是中央集权制下的一级地方政权,由中央朝廷选派太守、县令或县长,但与内地郡县大不相同的是:它保留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地位,封他们为王、侯、邑君或邑长;保留已经存在的王权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内部结构,即所谓“以其故俗治”;边郡不向中央朝廷缴纳赋税,但方国要向中央朝廷上贡,其军队要服从中央朝廷调遣。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地方史讲义》中说:边郡(初郡)有四个特点,“即郡县区域大都以部族联系之基础为范围;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掌治之,又任命土长为王、侯、邑长;边郡出赋,由土长解纳土贡;边郡太守主兵,兵由内郡遣戍”。本书作者以为此说甚是。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句町王“汉时受封至今”。可知直到东晋时,仍然保留句町王的封号。《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所列宁州兴古郡六个属县中也还有句町,大约句町王的封号也没有变。《梁书》和《陈书》均无地理志或州郡志,至《隋书·地理志》,已无句町之名。由于南北朝时郡县多所变更,诚如洪齮孙《补梁疆域志》云:“东晋十六国以来,侨州郡县,朝南莫北,旋有旋无,虽巧术不能算焉。”故句町县罢废的具体时间,一般都认为在南朝梁时。
     4、 关于句町文明的主体思想及其核心价值
     何先生认为:句町文明是古代西南夷中句町人遗留下来的一支古代文化,与中原的华夏文明大不相同。其文化特征明显,尤以铜鼓最为显著,举世闻名的广南鼓、开化鼓和西林铜鼓,其铸工之精良、布局之严谨、花纹之清晰,都是该时代同类的产品难以相媲美的,可以说句町铜鼓是我国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奇葩。除铜鼓外,还有靴形铜钺、羊角钮铜钟和奇特的鎏金葬具,常见的器物则有铜锄、铜矛、铜斧。
      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衍生序列中最深远、最核心的基因,这些基因决定着生命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建构模式的抉择,能使每个民族的族群记忆具有连续性,所以它被认为是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根和魂,是国家与民族兴旺发达的根基,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前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特别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人类发展而言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是文化多样性的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的多元传承和创造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石和智慧源泉”。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句町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对它进行认真疏理,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真保护,进而促成句町历史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顺利开展。
      何先生认为:我们在充分认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还必须牢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除作为国家主体的华夏民族外,还有处于四周的各个少数民族,即史书记载的四夷。在华夏与四夷的关系上,历来就存在统、独、合、分的种种思想及其价值取向,这些思想及其价值取向至今依然存在。在种种思想及价值取向中,“认同中华一统,共建中华文明”是其主体和核心。
      句町国在先秦以前本是一个独立的方国,与中原文化接触不多;秦末汉初,南越坐大,句町地区一度是其西通桐师(今云南保山)的重要通道。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叛,汉武帝决定用兵岭南并于次年获胜,接着回师西北上,降服了夜郎王。此时的句町国君叫毋波,他仰慕中原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汉帝国的强大,于是主动臣属汉朝,汉武帝封其为侯,以其地置句町县。自此之后,句町地区即正式列入了中国版图,句町人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早期成员。公元前86年,威名显赫的汉武帝逝世,帝位由汉昭帝继承,此时西南地区各部不服统治,趁机起来造反,攻击郡兵,杀害长吏,连续5年时间,而且愈演愈烈。为平定反叛,西汉朝廷“风喻”毋波率领句町军队参战,结果“大破益州,”毋波也因“斩首捕虏有功”而被册封为句町王;自此以后,句町与中央的关系便更加密切,句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极大的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句町悠久的的历史及其灿烂的文化表明:句町国君及其民众对认同中华一统是始终如一的,他们为开发建设祖国西南边疆、为维护国家统一及保持边疆稳定,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句町君民“认同中华一统,共建中华文明”的主体思想及其核心价值取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这与我们党和国家所强调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很好地去继承它、弘扬它,让它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大雁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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